2018年11月1日，民企座谈会提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六大举措，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但是2017年以来，非标融资受监管加强影响出现急剧收缩，民营企业其他渠道的真实融资成本至今仍在高位。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中国民企融资“贵”与融资“难”伴生，其关键原因在于供给侧中介成本的高企和固化。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在资本有效供给低于其有效需求，而这自然也会推高资金价格，带来融资之“贵”。除此之外，中国的民企融资之“贵”，其关键在于供给侧的中介成本。数据表明，中国金融供给侧资源的配置效率不高事实上足以影响到不同类型实体企业的竞争力。
近十年来，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一直维持在高于6%的水平，借新还旧的压力和粗放增长的惯性交织，既带来了债务风险，也拖累了转型升级，摩擦和外需疲软也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在增长和转型均面临挑战的背景下，降低融资成本无疑是缓释多重压力的重要抓手。
在程实看来，扶持民企政策的短期效果仍有待观察，解决融资之“贵”更需长效机制。由于直接融资比重较低且信贷存在结构性错配，中国民营企业对于非标融资的依赖程度明显偏高。2017年以来，非标渠道受金融监管加强影响出现急剧收缩。在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非标收紧进一步提高了民营企业其他渠道的真实融资成本。
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提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六大举措，其中强调要“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挂钩”等措施，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2019年一季度，随着非标融资的进一步收缩，上浮贷款比例在短期下降之后重又上行，也凸显了“稳民企”有赖于长效机制的建设。
化解民企融资之“贵”的宏观政策关键在于树立长远预期，实质重于形式：第一，要压低银行的风险溢价，需大力推进完善民企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良性的信用担保机制，避免“互联”、“互保”等问题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降低融资成本;第二，借助资本市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契机，简化审批流程，可以畅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新经济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第三，鼓励金融创新，借助金融科技、监管科技等先进手段不断完善相关金融产品，有助于为民营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低交易成本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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