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万平方千米的陆地国土面积（中国有多少万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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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以南认为，当我们保护至少3600万人中的同性结合时，我们只是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时保护了少数人极其重要的权益。

同性婚姻可以走两步吗？

和国外一样，中国的同性恋也经历了非刑罪化、非病理化、人性化的过程。

2000年8月，新婚姻法征求公众意见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银河建议同性婚姻合法化。当时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她所关注的——名同性恋者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支持。

“同性婚姻从来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公益组织北京同性恋中心负责人阳光(化名)告诉记者，害怕暴露身份是很多同性恋者失语的最大考量。

在随后的八年里，李银河曾四次向NPC人大代表提交同性婚姻立法提案，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6年，全国政协发言人吴建民表示，同性婚姻在中国太超前了。2003年，民政部解释《婚姻登记条例》时，也明确指出我国禁止同性婚姻。

事实上，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赋予其与异性婚姻同等的法律地位；世界上已有20多个国家或地区部分承认同性伴侣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同性伴侣关系合法化。

“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可能要走两步。第一步，制定《同居伴侣法》等法律，赋予同性恋同居者部分婚姻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步，在婚姻法中接受同性婚姻。”2009年11月21日，马以南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的全国婚姻法座谈会上提出了具体建议。

常见的财产所有权问题困扰着同性伴侣。

“目前关于同性恋的纠纷(包括很多同性恋和异性婚姻的纠纷)中，经济问题约占三分之一。”北京爱之星研究院法律顾问刘伟告诉记者。爱知行成立于2002年，是最早关注反同性恋歧视的非营利组织之一。

刘强(化名)和李宁(化名)是同性恋情侣。他们感情很深，一起投资了一套房。考虑到自己比李宁大很多，刘强想到自己会先死，所以坚持在财产簿户主一栏写李宁。但是李宁因为车祸，比刘强先走了。

痛苦过后，烦恼接踵而至。

去世的李宁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刘强在法律上也没有和李宁结婚，所以没有继承资格。

另一方面，刘强也拿不出任何物证证明自己对这套房子也有投资。最后只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房子收归国有。

最让刘强难过的是，他连替李宁追究肇事司机责任的资格都没有，从而讨回公道。

这个典型案例在同性恋志愿者的培训中被刘伟反复使用。

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经济问题在于同性恋当事人分手时共同财产的归属纠纷。

在现有条件下，刘维多会提醒前来咨询这类问题的当事人：在决定同居还是买房之前，先签一份财产协议或者赠与协议，尽量避免以后的问题。

"这类似于一对异性之间的婚前财产协议."刘伟说。

但是，就像异性情侣之间婚前财产协议的顾忌一样，“一旦公证，就像给自己留了后路，伤害了感情”仍然是很多情侣的看法。

张颖(化名)在了解了《财产协议》的法律意见后，仍然决定在有意共同投资的户主一栏，签上同性伴侣齐辉(化名)的名字。“我比齐晖大，北京人。以防万一，我还有地方住。”她告诉记者。

在刘伟看来，如果马以南教授的第一步是实现同居伴侣的合法化，问题就不会那么复杂。“即使双方没有约定，一旦出现经济纠纷或其他问题，法律上已经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明确保护。”

“领养孩子”是同性恋情侣问刘伟较多的另一个问题。

刚满三十岁的同性恋赵燕(化名)越来越想领养一个孩子。

目前，他在满足多项收养条件后只能以单人名义收养，而不能以家庭名义与伴侣陈愉(化名)共同收养孩子。“还有，如果我们的伴侣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们不能在医院签字。我们该怎么办？”陈愉向记者们抛出了另一个难题。

反对同性伴侣合法化的人认为，婚姻从来都是男女之间的结合，法律承认同性婚姻只能损害现有制度，进而对社会造成冲击。也有人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因为与同性恋者的长期亲密关系而在心理甚至生理方面受到严重影响，容易产生同性恋倾向。

“如果今天的婚姻和两千年前一模一样，你可能会娶一个从未谋面的12岁女孩，随意把她当成财产。离婚是绝对不可能的。”马以南认为“法律是向前发展的”。

然而，大多数研究表明，在同性恋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和在异性恋家庭中长大的儿童在心理发展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承认同性同居伴侣关系合法化的意义，在马忆南看来，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学上的“帕累托最优”：同性恋者结合很好地解决了他们的身心需要，增加了社会总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性生活有了合法保障，这将大大减少他们为了满足性需要而在过不确定性生活时传染艾滋病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他们也并未损害到其他任何人的权益，进而能使社会福利达到最高。

尽量隐瞒家里谁也不愿先去捅破

张莹、齐卉一对拉拉(女同性恋)和赵岩、陈宇一对gay是好朋友，一场特殊的“婚礼”将他们更紧密地联在了一起。

四个人里，年长一些的赵岩迫于父母的压力，逼不得已请齐卉配合，举办了一场民事喜宴。为了这场“假婚”万无一失，赵岩绞尽脑汁给齐卉设定了一个新的身份;怕避免各自的情侣陈宇和张莹干扰情绪，他甚至没让陈宇和张莹以“好朋友”及“闺蜜”的身份去观摩“婚礼”。

“每一个步骤都绝对不能有差错。”赵岩曾试图和父亲表明自己的性倾向，话说到一半，父亲差点病发，赵岩只得把话又狠狠地咽了回去。这几年来，父亲惟一的愿望就是要赵岩尽快结婚，“只要是个女的”。[page]

肥皂剧的情节在现实中上演时，一点也不轻松。

“费尽心思地去骗自己的父母真的很痛苦。”赵岩低了低头。

这样的生活是大部分同志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尽量地隐瞒家里，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哪怕家人已经猜测到只剩一层窗户纸，却谁也不愿意先去捅破。正如李安的同志电影《喜宴》呈现的父子状态一般“一团和气、各自郁闷”。

捅破和家人间的这层窗户纸，在同性恋群体看来，是“出柜”(承认自己的性取向不同)的终极标准。

齐卉向妈妈坦白以后，妈妈的第一反应绝望崩溃：“我们家世代清白，你叫我怎么去和外人说啊”。80后的齐卉有自己的理解：“妈妈们第一时间都没想到她该怎么办，反而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想。”

正如马忆南所说，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牵涉更多的是社会观念问题而非立法技术问题。2008年1月21日，一桩情节普通的民事纠纷案却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

杭州市余杭区法院在这一天开庭审理了一起因同性恋引发的扶养费纠纷案。主审法官的话让这个案子的意义变得不再寻常：同性恋者敢于公开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社会的宽容。最终，法庭判决支持了同居一方支付另一方扶养费的请求。

“同意！”在面对记者“你们觉得社会对待同性恋是否越来越宽容和理解时，赵岩、陈宇、张莹、齐卉和同志中心负责人阳光齐刷刷地一致表态。

这5个在都市里当着白领、甚至事业上称得上优秀的年轻人，对于社会的支持和法律的保护都表示了一直强烈的关注与期待。

在陈宇看来，现在即使有人反对同性恋，他都可以接受。“因为现在至少已经有一个环境可以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讨论。”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歧视，而是社会对他们彻彻底底的忽视。

“如果法律上对我们有一个‘第一步’的认可，我相信爸爸妈妈们也会更容易接受和理解我们不喜欢异性的现实。”年纪最小的齐卉说。

然而面对“法律的出台也许亦正在等待父母及社会的理解”反问时，5个年轻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只有在实现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无差别对待之后，才是立法上考虑同性‘家庭伴侣关系’乃至同性婚姻合法关系的时候。”马忆南强调，中国亦不可能直接通过立法承认同性婚姻，我们不能期待用超前立法来倡导社会进步，法律只能是社会进步以后的产物。

■延伸阅读■

1991年，安徽省发生一起女性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政法部门和公安机关难以对此定性，遂逐层上报至国家公安部。公安部的答复为：“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本案具体如何处理，可与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1979年《刑法》第6章第160条的“流氓罪”条款。尽管法律上没有明确同性恋行为就是“流氓罪”，但当时大部分地方的司法审判是按“流氓罪”来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新《刑法》取消“流氓罪”，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非刑事化的一个标志。

2000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一起涉及同性恋名誉权案件的终审判决中，撤销了一审判决中“同性恋目前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性变态行为，不被公众接受”的判词，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第一次为同性恋“平反”。

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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